论文代写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探討

發布時間:2021-06-08 21:06 論文編輯:vicky

论文代写本文是一篇管理學論文,本研究對協同治理理論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表明兩種理論體系其實存在許多相似的觀點:多元主體的參與、開放協同與創新以及自組織

筆者認為隨著創新驅動發展進程的不斷提速,粵港澳大灣區內日益增長的協同治理需求與當前創新資源跨境協調不足的現狀之間存在亟待解決的系統性矛盾(可分為制度層、活動層及保障層的矛盾)。本研究借鑒國內外協同治理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以及世界典型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經驗,構建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的框架,并基于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發展情況和協同治理困境為其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加快構建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給予充分重視和強調。作為國家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科技競爭的重要平臺,粵港澳大灣區逐漸成為創新要素集聚、技術創新密集涌現的區域創新生態系統。隨著創新驅動發展進程的不斷提速,粵港澳大灣區內日益增長的協同治理需求與當前創新資源跨境協調不足的現狀之間存在亟待解決的系統性矛盾。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面臨多重挑戰與機遇。現有的協同治理研究大多是圍繞某一公共管理領域或某一類公共管理事務開展的,區域性的協同治理研究近年來也逐漸興起,但針對區域創新生態系統培育、建設的協同治理研究目前較為匱乏。因而,協同治理理論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的出現,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借鑒。
協同治理于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有必要性和緊迫性。粵港澳大灣區現行的跨域治理模式主要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在中央管控下各自對管轄的區域負責,在過去這種模式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因地制宜和方便管理。但是,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圈的發展,這種不利于統籌規劃的區域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當前創新要素自由流通組合的迫切需求。此外,從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的區域異質性來看,“一國兩制三關稅”,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三種各不相同的法律體系,在如今大灣區的創新發展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形成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獨一無二”的區域特征,這一方面在日積月累的發展中造成各區域、城市之間的發展差異和不平衡問題,另一方面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城市群發展提供更多的創新可能。近年來,廣州、深圳的創新發展成效顯著,也印證了粵港澳大灣區多元制度及創新主體共存對激發區域創新活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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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
1、研究目標
(1)從創新生態系統的視角開展區域協同治理研究。通過挖掘抽象的創新生態系統與物質的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異同,深化區域協同治理研究的認知。
(2)從協同治理的視角去研究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建設問題。與以往創新生態系統對創新鏈尤為關注的研究不同,協同治理會將其他鏈路的發展也考慮進來,由此創新生態系統建設也可轉換為創新生態圈內各鏈條協同運作的研究。
(3)豐富自身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發展的知識積累。作為大灣區公民之一,先前對其了解大多來自于政策宣傳和網絡消息,開展這一研究有助于加深對多元主體參與協同治理的理解,也能夠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推廣宣傳大灣區的政策利好,并希望能夠在精力有限的研究中得到一些有助于大灣區創新發展的對策建議。
2、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方法:搜集、鑒別、整理國內外協同治理、創新生態系統相關文獻,總結歸納出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要點,并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的科學認識的方法,為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框架增添理論支撐。
(2)定性研究方法: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構成及發展現狀,對其具有的內質性屬性和該屬性在運動中的矛盾變化進行研究分析,具體地說是運用歸納和演繹、分析與綜合以及抽象與概括等方法,對現有材料進行思維加工,達到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系統協同治理的本質并揭示其內在規律。
(3)比較研究法:根據一定的標準,從不同層面對世界典型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建設的相似性或相異程度進行研究與判斷,探求灣區協同治理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方法,并在分析過程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現狀進行對比,得出現有協同治理的不足之處和亟需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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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國內外文獻綜述

(一)協同治理理論
協同治理理論是一門跨學科的交叉理論,以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協同論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治理理論為基礎,該理論主要是利用協同學思想和方法對公共治理理論進行創新應用。因此協同治理理論關注的是開放性系統中有效治理結構的形成過程、路徑和機制等,這一理論的提出和發展對于達成善治治理目標、改進治理效果、提升治理效能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1]。
“協同”有著“相互協調、共生作用”的概念內涵。協同學的創立人是聯邦德國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他認為有序的系統運行狀態由“序參數”決定,而序參數由系統內部的子系統協作產生,序參數反而過來也會對各子系統產生作用,因此系統的有序狀態離不開子系統的相互協助以及序參量的控制[2]。“治理”概念最早在希臘語與拉丁語中體現控制、操縱或指導的意思,逐漸演變為現代的新舊治理模式,舊治理指的是統治,即“政府及其行為”,新治理指的是正式及非正式的治理關系的總和,即“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處理”。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的“治理”概念可以歸納為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的管理模式。
國內外研究關于“治理”模式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善治治理模式,也就是“良好的治理”,進一步又可以分為政府機構、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的服務型治理[3]。第二種是主體平等參與的治理,即治理主體可以通過自愿、協商、協作的模式參與治理活動,這種治理可以產生“政府中心”“市場中心”“社會中心”三種治理模式[4]。第三種是網絡治理,將社會治理視為一個復雜的網絡系統,根據行動者的網絡去劃分治理方式,更多采取的是自組織的形式,是基于信任的基礎上實現資源的交換和共同目標達成的一種治理手段,有公共網絡、私人網絡和混合型網絡治理三種形式,與之對應容易產生“多層治理”“企業治理”“混合型網絡治理”三種治理模式[5]。第四種是市場及制度治理,市場需要制度來維持相應的秩序,即看不見和看的見的“手”要一起發揮作用,這種模式強調治理是依據規則的制定和執行展開的過程,制度建設是服務于市場活動的,與之相應形成“市場中心”治理模式。由此可見,治理可以是一個包含政府而又不局限于政府的概念,甚至可以在沒有政府主體出現的情況自組織發生[6]。
表 2-1 國內外協同治理相關文獻梳理
表 2-1 國內外協同治理相關文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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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
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同樣也是一門跨學科的交叉理論,以自然科學領域的生態系統理論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演化經濟學為基礎,該理論主要利用自然生態的類比思想,對創新活動進行系統性、協同性、動態性、復雜性、區域性的研究[19]。這一理論的提出對于創新理論、創新模式、創新國家及區域建設研究等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生態系統”是“生態系統”的衍生概念。生態系統理論認為,自然界中的任何生物群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它們的所在的生存環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從而共同形成統一整體[20]。因此,創新生態系統是一個時空概念,即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區域范圍內的生態發展過程。生態系統之所以能夠處于動態平衡、協同多樣的狀態,是因為它與外界環境不斷進行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等過程,通過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持續輸入和輸出進行系統的自我調節與反饋,進而維持系統的持續存在和不斷演化。創新生態系統也是這樣,有學者基于生態學理論提出創新商業化過程的理論框架,并引入了“創新群落”的概念[21]。依據生態系統中不同棲息者以及創新的不同階段,系統內創新主體可分為研究、開發和應用三大群落,分別對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商業化三大階段[22]。
表2-2
表2-2國內外創新生態系統相關文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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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框架.................................13
(一)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異質性對協同治理的影響 .........................13
(二)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的生態性和協同治理的系統性 ...........................15
第四章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構成.................................21
(一)區域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生態特征 ..........................21
1、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注重創新鏈上多元主體協作及創新生態位重置過程............. 22
2、創新生態圈發展模式成為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進的新趨勢.............. 22
第五章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困境及成因 ..........................33
(一)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困境................................33
1、 行政區劃復雜,跨境協同治理難度大..................... 33
论文代写 2、區域協調機構尚未實質性建立,三地創新主體治理參與受限............................. 34



第七章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治理對策建議



(一)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多層次協同治理機制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獨一無二的區域異質性,也是其協同治理所需要解決的最大現實問題。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共贏發展,可借鑒世界典型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合作經驗和做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多層次協同治理機制。
第一,做好跨境治理頂層設計,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委員會。資本、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大灣區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的關鍵,這需要國家層面的跨境治理頂層設計。建議組建由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共同組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委員會,進而加強組織架構層面上中央政府對大灣區跨境治理的頂層設計。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委員會框架下對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進行修訂,以年度為單位定期組織舉辦全體委員會議,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中的重大治理問題予以協調解決,對粵港及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的治理工作重點予以明確定責,在協同治理的專項領域,還可以就協同治理的需要完成大灣區治理專責小組組建,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全域旅游專責小組、粵港澳大灣區氣候變化應對專責小組等;加快“一地、雙層、三級”大灣區協調機構跨境協調治理方案建設,建議在廣州南沙設粵港澳區域協調中心,形成中央到省區、省區到地方的兩層協調機構,構建中央、省區、地市的三級管理組織。
第二,建立核心城市直接對話機制,提升地方政府協同治理參與積極性并達成治理共識。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大核心城市,是區域內居于創新生態中心位的關鍵治理城市主體和協同治理的關鍵參與主體,建議在這四個核心城市建設直接對話機制,形成制度化、常態化的協同治理機制,明確治理任務的落實部門。以四核心城市協同治理為基礎,最大限度發揮四市輻射帶領作用,推動其他城市一同參與區域協同治理。同時,由于政府治理主體是創新生態系統的分解者,能夠分解創新活動中的“疑難雜癥”,在市場機制失衡的時候予以干預,輔助順利開展創新活動,建議中央和省政府將日常事務協作通過行政協議或者授權等方式下放至地市層面,給予地方政府參與協同治理更多的主動權,進而提升地方政府協同治理參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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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的關鍵是實現協同治理,要求立足于揚長補短、開放互動、共贏發展的協同治理理念,要求各城市、各區域從“小圈子”發展到協同共進,連通大灣區內各主體協同治理網絡。
然而,受區域異質性特征影響,粵港澳大灣區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東京灣區有著顯著不同的創新生態系統建設特征。基于“一國兩制三關稅四核心城市”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灣區創新生態系統需要從諸多方面加強協同治理,才能進一步激發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潛力、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并推進世界一流的灣區城市群建設。
本研究對協同治理理論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分析,表明兩種理論體系其實存在許多相似的觀點:多元主體的參與、開放協同與創新以及自組織演化等。那么,基于這些共性,從創新生態系統的視角去分解區域協同治理問題,就有了一定的理論支撐和研究意義。譬如,協同系統中漲落的存在,讓系統不得不關注那些微小要素主體的存在,這就意味著創新生態系統要想實現協同治理,必須關注除政府之外的其他治理主體,尤其是創新生態鏈條上的其他創新主體的治理行為。創新生態系統中創新物種、創新群落的存在,讓系統更加重視政府、企業、科研機構、金融機構、中介機構以及公眾(用戶)等推動系統向有序發展的序參數,以及在它們自組織演進下形成的研究、開發和應用群落對創新生態圈發展的影響。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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